北京垃圾分类：基层代表点出这些“痛点”

去年5月，北京新版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开始施行，对垃圾分类提出了更严格要求。

今年北京“两会”期间，多名来自基层的市人大代表就垃圾分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并点出了实施过程中的一些难点、痛点。

效果

厨余垃圾分出率大增，居民知晓率增加

根据市城管委的发布信息，截至2020年12月底，北京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逐步提升，家庭厨余垃圾分出量从新条例实施前的309吨/日增长至4248吨/日，增长了12.7倍。

市人大代表、竹杆社区居委会主任郑红强肯定了垃圾分类的效果。

“我们社区的居民对于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、参与率都很高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。目前，我们社区厨余垃圾分出率、其他垃圾的减量做得很好，减少塑料制品使用也有很大推进，这个是不可否认的。”郑红强说，现在去社区超市、市场买东西的时候，商家都不提供免费塑料袋，“这种降塑意识还是很强的”。

“经过半年多的运行，现在居民的垃圾分类参与率几乎达到85%，以龙泽为例，去年8月厨余垃圾只有半桶，现在每天满满的8桶。”市人大代表、昌平区龙泽苑社区居委会主任伊然介绍，他们社区各个小区从最难的撤桶并站，到志愿者桶前值守，垃圾分类持续向好。

痛点1

厨余垃圾桶，夏天味很大

不过，因为厨余垃圾分出量大增，也带来了新的问题。伊然介绍，2020年七八月份，刚开始分类时，厨余垃圾量虽然比较少，但一打开垃圾桶，馊臭味扑面而来，即使盖着盖子经过桶前也能闻到。9月底，天气渐凉，味道稍淡，但如上午未及时清运，经过中午发酵，居民经过时已很难忍受。

“如果在上午11点不能及时清运就会爆桶。那么夏天来临时，高温酷暑中，小区里满满的8桶厨余垃圾散发着难闻的气味，居民如何能接受？又怎么能保持来之不易的分类成果，这是居民小区的普遍现象。”伊然认为，垃圾分类涉及千家万户，更涉及条例的贯彻执行落地。但是只要厨余垃圾破袋投放，臭味不可避免，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必然受到影响。

这个问题在郑红强所在社区也存在。“破袋的好处其实有两个，一是检验你分得对不对，好监督；二是后端处理时不用专门把塑料袋再捡出来，减少一道工序。”郑红强说，“但是，夏天一打开那个桶盖，真能熏得让你倒退几步。咱们上班族一般都是上班的时候顺手扔，虽然有的小区扔完还能洗手，但总觉得刚一出门就弄成这样，一路上很别扭。”

对此，伊然建议是，尽快上市物美价廉，老百姓能接受的、透明的、能装2公斤左右的、符合北京标准的可降解垃圾袋。

痛点2

部分设施先天不足

郑红强所在社区有很多老旧小区，本身基础设施先天不足，附近没有垃圾的中转站，全靠工人把垃圾一点一点收集起来，拉去比较远的地方中转。

“路途相对较远，而且现在要求很严，垃圾中转站只要发现厨余垃圾桶里有其他垃圾，这一车就不合格，就得自己去分拣出来，再重新排队。”郑红强说，“所以，整个清运的过程效率很低，经常出现垃圾桶的‘满冒’。以前不分类的时候，大件儿、泡沫什么都有，清理很麻烦，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，垃圾桶站不洁，垃圾都没地儿扔、没人倒，很难去培养居民良好的卫生习惯。”

郑红强认为，现在正在推广的绿色驿站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。“厨余垃圾、可回收物都能处理”。但是这在竹杆社区也很难实现，“我们的地方本来就有限，紧巴巴的，垃圾转运站都没有地儿建”。

痛点3

收运时间不固定

来自东城团的代表马龙是北京宏源餐饮董事长，在他看来，餐饮企业做好垃圾分类和源头减量很简单。

“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有效的尝试，厨房择菜、修边下来的边角料，都没有直接扔掉，不能直接成为垃圾，有一个‘待变’过程。我们研发了一些产品，有的可以售卖，增加收入降低成本；有的能用作员工餐，增加了员餐的种类和花样，也受到了员工的欢迎。”马龙说。

“从目前垃圾分类执行情况看，清运还是很及时，我们跟有关部门配合得也都非常好。不过，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，就是清运垃圾的时间并不完全统一，也并不十分固定。比如，收运时会提前约定时间，垃圾桶送到一个指定位置，这时候垃圾桶处于一种无人值守状态，路人看垃圾桶可能就掀开往里扔了东西，这就造成了垃圾分类不清。这种现象在北京很多餐饮企业都听说过。”马龙说，收运垃圾的人一看，明显像没分类，就有可能拒收。

他建议，规范厨余垃圾收运地点，规范收运时间，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。

建议

推动垃圾处理产业化，充分调动企业参与

郑红强认为，现在已经提出无废城市的概念，垃圾处理本身是一个产业链，厨余垃圾其实可以变废为宝，其他垃圾经过处理也可以变为建筑原材料等，可回收物更可以直接回收再利用。

他认为，在整个环节都可以引入企业参与，提高分类效率。

“让‘原料’品质高，就得垃圾分类更准确，后续无须再人工分拣，直接可以作为原料。如果企业想要达到这个目的，一定会想方设法，比如通过奖励等手段引导居民分类分得更仔细。”郑红强说。

在整个环节中，政府要做的就是扶持产业发展。郑红强说，在企业生产线投入初期，可能面临资金困难，政府就可以支持、补贴，让企业做起来。另外，政府应该充实执法力量，充实宣传力量，提高分类知晓率。“其他的全部交给企业做，交给社会组织做”。